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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防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去工业化现象

来源:澎湃必发彩票官网 | 作者:钱春海 | 时间:2020-02-14 | 责编:李晓曼

钱春海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经济学部教授

2020年年初国家统计局公布2019年中国GDP接近100万亿元,折合美元人均GDP达到10276美元,跨过1万美元大关,从而距离世界银行给出的人均GDP1.2万美元的高收入门槛又进了一步。

在此之前,世界上人均GDP在1万美元以上地区的人口规模大概15亿左右,而当总人口14亿的中国加入后,这个数字增至近30亿人。中国的经济增长给世界经济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然而,从拉美国家的经验教训来看,跨越中等收入国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旦失败,将困在中等收入阶段长达几十年,社会发展和居民福利水平都将遭受巨大的损失。因此,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现阶段而言,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无疑就成为当前的核心问题。

“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最早见于2006年世界银行为东亚经济发展提供的一份报告。虽然学术界对这个概念存在不同的看法,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二战后,的确是少有经济体能够保持稳健增长并进入高收入行列,走到高收入“岸边”但最终掉进中等收入陷阱的却比比皆是。面对这些不争的事实,我们应充分意识到“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严峻性。尤其是,在全球大变局时代,加之中国的特殊国情,各种复杂因素交织在一起,可能进一步加大了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难度,其挑战更加不容低估。

然而,在2020年年初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9年宏观数据中,我们必须注意到这样一种现象,就是第三产业的占比远远高于第二产业,计算结果显示,2019年国民收入当中,第三产业占GDP的比例为53.9%,比第二产业高10%左右。其实,从2012年开始,中国第三产业的占比就开始超过第二产业,近期不过加快而已。这一转变一直却让学者、官员们欣慰不已,因为这已被不少政府官员看作是“经济转型成功”的标志。第三产业占比超过第二产业,是否是“经济转型成功”的标志,学术上一直存在争论。但就中国当前的基本经济发展情况而言,似乎表明中国经济出现了一定的去工业化现象。

在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路口当中,我们认为这种去工业化现象似乎来得有点早,发展不好,有可能会成为阻碍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障碍。拉美国家之所以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一个典型的特点就是过早地出现了明显的工业化进程停滞与倒退过程,而且工业化倒退的时期正是这些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时期。研究表明,成功迈过“中等收入陷阱”的东亚地区除了全球性战争因素外,工业化进程基本没有中断过,即使进入高收入国家之后,这些国家还是保持了较长时间的工业化进程。

其实,中国当前第三产业的半壁江山,我们在课题研究中发现有三个方面的问题值得关注:第一是价格效应问题。从名义GDP来看,我国第三产业的占比从2012年开始就已经超过第二产业;但剔除价格效应,从实际GDP来看,第三产业占比并没有超过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占比之所以超过第二产业,主要源自近年来工业产品及原材料价格不断下降的原因,也就是第二产业价格指数相对于第三产业显著下滑。

因此,第三产业占比超过第二产业,其价格效应可能远远大于结构效应。第二是统计问题。近年来我国住房、医疗、教育等服务品价格快速上升,但在物价统计中体现不足,由此造成第三产业的价格平减指数被低估,从而第三产业的实际值被高估,在实际GDP中的占比亦被“夸大”。第三产业可能存在高估的问题。第三是“鲍莫尔成本”问题。经济增长理论和实践均表明,服务业比重上升的过程,同时也是GDP增速下降的过程。原因在于服务业的相对劳动生产率低,经济转向第三产业引领之时,往往会降低经济增速,提高成本,拖累劳动生产率,引发鲍莫尔成本病,对整体经济造成负面影响。

从理论来看,第三产业发展中存在的这种结构性问题有可能给中国经济带来两个趋势:一是全面降低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平均增速,导致中国经济结构过早出现拉美化的现象。根据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目前第二产业的每单位劳动力创造的产出约为12.9万元人民币,相比之下服务业单位劳动力的产出为10.3万元,大约是第二产业的80%左右。劳动生产率增速的降低不利于经济的长期增长。一旦这种转变成为趋势,会增加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二是从长期来看,当资金和劳动力涌向生产效率较低的部门(即服务业)时,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增速也会逐步下滑,劳动生产率增速降低会导致经济长期增长限于停滞。从理论上讲,单位就业人口创造出的GDP可视为劳动生产率的近似指标,中国这个指标已由2008年之前的17%增长降至当前的10%左右。因此,中国劳动生产率的降低还是很快的。

发达国家的经验说明,大力发展以制造业为代表的第二产业对维持经济增速十分必要。较早完成工业化进程的国家,例如英国即使到了上世纪70年代,制造业仍占英国全民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一左右。韩国在经济腾飞的阶段,制造业在全民就业的占比从15%一路飙升到上世纪90年代的30%左右。

因此,经济学家费利佩和瑞伊认为,要维持经济的长期增长,第二产业必须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一定的比例。皮珀在2007年也指出,惟有工业的扩张才是与就业和生产率的增长有长期正相关关系的,整个经济的生产率提高绝大部分是靠工业部门来带动。经济学家罗迪克在2013年的一份实证研究表明,大多数顺利完成工业化的发达经济体在工业化进程中制造业雇用的人员基本上都在30-40%左右。

虽然在同样的产出条件下,服务业吸纳的劳动力比第二产业更多,但这期间的经济效率损失也是巨大的。法国就是前车之鉴,法国曾经是欧洲制造业的大国,工业有着辉煌的历史,从协和飞机到高速列车,从阿丽亚娜火箭到核电站,法国工业曾给世界留下深刻的印象。但现在法国工业整体上出现巨大的倒退,以至于法国前总统奥朗德坦承,法国一度有一种错误的想法,就是工业已经过时了,国家发展不再需要工厂、工程师、技术工人,法国进入了“服务业经济”的时代。事实证明,这一想法并不现实,“世界上没有一个大国不具备强劲的工业实力”。

然而从中国当前制造业的实际发展水平来看,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还不足以支撑中国经济能够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这种情况下还出现去工业化的现象,对于中国未来可持续发展非常不利。

虽然从2010年开始,我国制造业增加值成为世界第一,2017年超过全球的20%,但我国制造业大而不强,存在很多突出的问题:例如自主创新能力不强,核心技术对外依存度较高,产业发展需要的高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元器件、关键材料等大量依赖进口。如我国所需的芯片80%以上依赖进口,2017年进口额超2600亿美元,远超过石油;劳动生产率低,我国制造业的总体效率与西方国家相比,差距很大。2016年中国制造业全员劳动生产率为美国的18%,日本的31%;产品质量问题突出,2017年国家监督抽查产品质量不合栺率高达10%,制造业每年直接质量损失超过2000亿元;资源利用效率低,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能耗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

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有的历史性交汇期可能产生同频共振,有的历史性交汇期也可能擦肩而过。我们要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推动产业技术变革和优化升级,推动制造业产业模式和企业形态根本性转变,以“鼎新”带动“革故”,以增量带动存量,促迚我国制造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在200余年的全球工业化迚程中,中国与前两次工业革命失之交臂。1800年中国GDP占世界约40%。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西方发生了工业革命,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快速发展,由于当时的清朝政治制度落后,统治者闭关自守,错失工业革命的机遇。在短短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中国急剧地坠入落后挨打的境地,1900年GDP下降到世界4%。这个历史的教训刻骨铭心 。因此对于我们而言,当前以制造业为代表的第二产业的发展水平和第三产业占比的迅速提高值得我们关注,谨防我国在跨越“中等陷阱”的关口,提前出现去工业化的现象。不论经济发展到什么时候,实体经济都是我国经济发展、我们在国际经济竞争中赢得主动的根基。

关于工业化的进程,我们还必须回答两个问题,一是第三产业超过第二产业是否是一个可持续的过程?二是以美国作为作为中国的对比研究对象是否合适?

关于工业化的进程,理论界的一个研究范式是,以美国等发达国家为例,认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第三产业占比会逐步超过第二产业。然而理论界一直没有回答,第三产业超过第二产业是否是一个可持续的过程?我认为不是,因为第三产业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非经济增长的原因,第二产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一个倒U型关系,长期以第三产业发展为核心,必然会带来经济的空心化,发展到一定程度,这个国家的经济就会出现后续乏力的问题,必然就会回归制造业,从而制造业的占比又会回升。

毕竟一大批生产型服务业企业是以向工业企业提供所需的服务来维持运转的。而且,对于非生产型服务业来说,工业生产下滑带来的劳动者收入减少,他们购买服务产品的能力也会受到约束。总体来说,产业间的相互联系终将会把工业的疲软传导至服务业。

因此,第三产业和第二产业之间的比例关系,应以两者之间的生产效率度量,而非经济总量或就业总量度量。当第三产业的效率超过第二产业时,其占比一定会提高,但当效率进入到边际递减状态,并低于第二产业时,其占比也会逐步下降。

美国其实是一个特例,美国服务业占比之所以如此之高并能维持这么长时间的原因,除了美元的霸主地位外,还在于长期以来坚持的技术创新和服务业产业的不断升级。美元的霸主地位可以使得其他国家给它源源不断的提供工业化产品,但大部分国家并不具备美国的这些优势,即使这样,美国现在也遇到了经济发展的空心化问题,这也是美国政府为什么提出要回归制造业的原因。

以美国作为中国的对比研究对象,既不客观,也不现实,除非中国具有美国当前的世界地位,否则,一个简单的现实,谁能为中国十四亿人提供源源不断的提供工业化产品,然而国内理论界和实务界似乎都没有意识到这方面的问题。

因此,从理论上讲,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之间的比例关系应该是一个动态的关系,经济发展一定程度,第三产业会超过第二产业,但到另外一个程度,也许会出现第二产业占比回升的现象。经济全球化可能会使其中第一个阶段时间拉长,但不会改变这一规律。从发达国家目前发展的经济现象来看,第三产业占比越高也不是个好事。因此,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真正的去工业化。尤其是在我国经济发展来到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路口当中。

我国经济是靠实体经济起家的,也要靠实体经济走向未来。我们学不了美国大搞虚拟经济那一套,而且美国搞虚拟经济本身就有很大隐患。我国有13亿的人口,老百姓衣食住行用,经济社会发展物质技术支撑,离开了实体经济是不行的,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有这个能力给我们提供。这一点我们必须牢记在心,千万不能把关系国家安全、关系国计民生、关系国际竞争力的实体经济搞虚了、搞少了。实际上,即使是世界一流发达国家美国仍在在强调发展制造业对国民经济的重要性。作为一个人均GDP尚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国家,中国在大力发展服务业的同时,还应该重视和扶持以制造业为代表的第二产业。以制造业为代表的第二产业能够最快地吸收新技术,促进劳动生产率的发展,这些优势是服务业无法比拟的。因此,我们认为,过早去工业化对于中国而言切不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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